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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商朝地图中，商文化的影响范围不包括四川。

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从大夫采地迁徙到诸侯采地的人，三个月不服徭役。

司徒再考察选士中的优秀者，升于太学，叫俊士。这里指出，礼是前代圣王禀承天之道，用来治理人情的，以礼治天下、国家是十分重要的。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礼记·月令》） 《王制》论述天子、诸侯田猎的礼，绝不能斩尽杀绝，竭泽而漁，如田不以礼曰暴天物。百亩土地按肥瘠分类，上等土地一个农夫可供养九人，次一等的可供养八人，依次递减为七人、六人、五人。

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礼记·王制》） 《礼记》强调，礼是符合时令，配合地的物产的。这个天下体系的关键一点，是对当今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万国体系的否定。

对这种状态的达到，还不能依靠英雄般的努力和严刑峻法，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表现，为《道德经》所反对。并且，虽然我们谈到儒家、谈到士大夫，但是这里所讲的可以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即拥有上述道德心与智识的人。在《道德经》第八十章所描绘的世界里面，先进的技术（什伯之器、舟舆、甲兵）虽然有，但是却被置之不用。就排放问题本身来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首要关注的是污染及其后果（雾霾），而发达国家关注的更多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

那么，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为什么气候变化问题如此难处理？专制与权威政体可能因为领导者或领导层的意志，可以迅速地把有利于环境的政策执行下去。它不仅包括短期的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需要，比如五伦。

汉代儒家董仲舒所讲的是天人感应，这种学说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自然现象来对人间政治进行干预，为皇权背书或是挑战皇权。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就可以对其进行干涉。也就是说，人民不能被强加所谓的幸福，他们对政府和它所制定的政策是否满意要由他们自己自由地表达出来。（《道德经》第二十八章）这种对顺道的自觉，只有少数的道家精英才能做得到。

对这些制度上的问题，儒家恰恰能够提供解决。与此相对，西方人强调竞争，是环境恶化的根源。同时，从国际角度来说，当一个国家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罔顾环境与气候责任的时候，如果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国际干预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国内，中国对环保的执法日渐严厉。

并且，儒家的混合政体与天下体系，还可以在制度操作层面，实现对有关气候与环境的良好政策之制定的政治困局的解决，是一套结合了理想与现实的中道。儒家认可国家的存在，在本国和他国的利益上，本国的利益优先，之所以如此，是爱有差等的要求。

谈到中国哲学与环境，经常会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套天人合一的观念，这套观念代表着中国人的和谐观。让所有人都自然无为来保护环境，从《道德经》的作者或者是对人类现实有一点点了解的人看来，都是好听而无用的说法。

以孟子及其后学为代表的一个儒家的核心观点，是通过推己及人，将恻隐之心遍及四海之内。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体系对气候问题的解决有着 根本的局限，而儒家的新天下体系，试图在国际社会建立起一个以道德责任为基础的等级体系，这与儒家在国内政治里面试图建立起来的等级体系是对应的。《道德经》的作者，可能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认为不拒绝这样的社会形态，而在其内部改良的做法（儒、墨，甚至法家）是饮鸩止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意味着，儒家要求人类考虑自己的福祉的时候，要对得起祖宗，还有给后代留下足够的可享用的资源，子子孙孙永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并且，我们还要考虑到亲属或者国人之外的他人的需要。但是，无论是《道德经》成书的春秋战国，还是当今的世界，都是人类激烈竞争、欲望膨胀的世界。我们可以把前面提到的民意代表放到立法机构的下议院，而让这些精英组成上议院，对政府人员的任命、法律的制定等事务，由两院投票，并根据明确的法律安排，来做出决定。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用这些儒家思想教化人民，而是说，除了教化之外，我们还要有其他手段，尤其是制度化的手段。那么，有没有既有限地承认国家主权，又能对其有着温和限制的国际体系呢？笔者认为，儒家的天下体系是符合这种要求的一种体系。

选民的智识与道德作为一个整体为什么无法提高到合理的程度？今天大多数的白领或中产阶级，比如说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金融业工作者、教师等，他们是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提到的有学识的无知者（learned ignoramus），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被日常工作耗干了精神，而缺乏专业外的关于公共事务的知识。进入专题： 天人合一 环境问题 。

因此，如果我们复归中国的和谐观念，环境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在国家之上，所有的文明国家，在对文明的共同认同上，应该也有内在凝聚力，并且作为一个群体，要捍卫文明，防备与改变野蛮。

由于这一广义的自食其力的阶级或者对公共事务几近无知，或是基于自己狭隘的个人利益与偏见作出判决，或是容易被蛊惑人心的野心家所误导。《道德经》的环境哲学 如上所述，泛泛地讲中国思想，是大而无当的。其进出依赖 于国家是否尽责，那些尽责的国家将是国际秩序（包括气候问题）的仲裁者和维护者。因此，《道德经》给出了这种理想实现的非常现实的条件（复归原始的小国寡民）。

从国内政治来看，《孟子》等先秦儒家经典里面明确地给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宋儒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即对所有人都宛如亲戚、对万物都宛如朋友的关爱，是这种境界的很好表达。

为了本国人的福祉，忽视其他国家为环境做出适当克制的呼吁，甚至是将本国的环境污染转嫁他国、尤其是穷国。但是，这里要澄清的一点是，这个等级体系不是依据实力、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应该在某种明确的原则下，依照程序产生的。

比如，就天人合一的观念本身， 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些理解与 环境问题并没有直接关系。儒家对环境的态度 上面我们看到了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对环境问题解决的局限。

总之，泛泛地说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解决环境问题，在学术上不严谨，并且没有考虑实际政治运作的困难与问题。更重要的是，儒家的自我必须不是与外界可隔绝的，而是在己欲立而立人（《论语• 雍也》）的原则指导下与他人发生关联的自我，特别是与祖先和后代相关联的生生不息的自我。这样的一个混合政体，就回应了无法教化全体民众，使他们自觉为自己长远的福祉、精神需要、将来世代乃至外国人考虑的问题。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民主政体也有很大的问题，在这样的政体下，国家政策最终要由每个选民投票决定，而选民往往根据自己眼前的利益和价值判断投票。

但是，第一，这样的说法也会遭遇到同样的挑战，即这是一厢情愿、太过迂腐的想法。即使达到了这样的水平，从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我们看到，欧盟这样的有限地超越国家的努力也是失败的。

但是环境问题，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对选民的短期利益没 有直接影响，而是事关将来世代人、外国人的权益。这样的一个混合政体，也就因而适用于所有人，是普世的。

至于人民是否对政府满意，要由人民决定，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道德经》中一个重要观点，是自然与人为的对立，而要求人类要顺道、自然、无为（无人为，而保持自然的顺道而为）。